浅议“东女国”与嘉绒藏族
  蒋永志
 近年来,有关“东女国”历史成为热门话题,不但有关专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讨,在民间,因为“东女国”的神秘性与传奇性,以及其特殊的社会形态,即女性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独特色彩,许多猎奇者更希望揭开“东女国”神秘的面纱,甚至希望借助其奇异的历史文化资源,开拓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但对于生活在“东女国”曾经辉煌过的嘉绒藏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更希望能弄清她的来龙去脉、廓清“东女国”的历史真相,探索“东女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理顺嘉绒藏族发展的历史演绎过程。本文就“东女国”与嘉绒藏族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相关问题作肤浅讨论。
 历史上的“东女国”
有关“东女国”的历史记载,散见于一些历史文献,最早的应算是唐代李延寿撰的《北史》卷九十六列传第八十四附国条目之下说:“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但只是提及,并未作详细叙述。从后晋刘眗等撰的《旧唐书》开始,记载渐多,内容也逐渐丰富,例如:“秋七月庚子,剑南西山羌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底、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避和……故六蛮内附,各授官秩遣之”(旧唐书·德宗下)。“十二月癸末。回纥、南诏、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并来朝贺。”(同前);“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俗以女为王。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坝’,评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金钱,动至数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位,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楮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旧唐书·南蛮 西南蛮·东女国)。宋代欧阳修,宋祁合著的《新唐书》记载说:“东女亦曰苏伐刺拏瞿咀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近九日,南北行近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崖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户四万,胜兵八万。王号宾就,官曰高坝黎,犹言宰相也……”(新唐书·西域上·东女)。
有关东女国的记载,截止于《新唐书》,其后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再出现过,也就是说,东女国起于何时无明确记载,但终于唐代是完全可以予确定的。这是汉文典籍的记载。汉文史籍《隋书》成书于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是由魏征、颜师亮、孔颖达等人撰写的纪传体隋代史。隋代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存在了37年,但疆域却不小。而魏征(580—643年)是隋末唐初人,由他撰写的几乎同时代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说明早在6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东女国”就已经存在了。而《宋史》中就再未出现“东女国”的记载,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东女国已完成了与其它部落王国的融合,独立的东女国已从历史上消失。另一种可能是宋代统治者权力的触角,已无法触及东女国这片土地,宋史也就不再提及,但东女国照样生存在川西高原上。我们权且按第一种可能解读历史,那么,东女国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6世纪至公元10世纪,至少存在350—400年时间。
东女国的地望与疆域
在以上典籍记载中,基本上都详细描述了东女国的地望与疆域,如《北史》
说:“附国南有薄缘夷……西有女国。”《旧唐书》云:“东女国……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新唐书》中关于“北距于阗”显然有误,东女国不可能远及新疆的于阗。史学界一般认为《新唐书》错讹较多,不如《旧唐书》可信。这些记载说明东女国在川西高原的梭磨河与大金川河流域,现理县、马尔康县、小金县、金川县及丹巴县是东女国的核心区域。东与茂州、党项接。茂州即现阿坝州茂县,至今也与嘉绒藏族聚居地相连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与白狼夷。雅州即雅安,其地望至今也在嘉绒藏区的南面,而白狼夷在宝兴县至灵关道南段,罗女蛮在白狼夷南,即今石棉县一带。而其中尤以金川县最为核心,因为在记载中明确指出:“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康延川就是隋代的葛延,清代称为葛喇依,现金川县的安宁乡,弱水即大金川河。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据一些专家考证,认为东女国的地望在现西藏昌都一代。认为康延川是指昌都一带,弱水即澜沧江。实际上,昌都在古代一般译为“察木多”,《安多政教史》中更明确指出康延川只是“拉丹”的首府,“拉丹”是金川的古藏地名,又在其第十七章《论阿曲河、热科河、察曲河、金川河等流域的政教发展情况》中说:“大金川的河流地区有丹巴、拉丹、小金等土司的寨落……拉丹的首府是本教的大圣地……有讲教本教法相的雍仲拉登寺”。而且特别解释“嘉绒金川河,也称为嘉莫欧曲河。”这是智观巴·贡都乎丹巴绕吉特意要说明的是藏区有两条嘉莫欧曲河,一条是怒江,一条是金川河。
在汉史籍中,多次提到“哥邻王董卧底”“弱水王董避和”等部落王姓名,之所以都姓“董”,这与藏族古老的姓氏有关。藏族的族姓分色氏、木氏、董氏、东氏等四个贵族,姓氏和芭、达两个贱族姓氏,这六大姓氏十分古老,色氏贵族又繁衍为色、宆、扎,董氏贵族又繁衍为阿、波、董。以金川康延川为中心的部落王国哥邻,属于董姓。东女国后期分裂为三个部落王国,均在金川和丹巴境内,汉史籍中所列的弱水国、哥邻王、嘉良夷等等,都和父系氏族哥邻与母系氏族象雄勃兰王有密切的关系。《新唐书·东女》说“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即是说虽然女为王,但对外都是男人出面。男子都使用的父族自己的姓氏“董”,至于名字都像汉族,则可能另有原因。而且东女国在后期分裂为部落小国以后,基本上都是父族占统治地位,或者父族已取得了同母族平等的地位,这在嘉绒十八土司传承过程中,就表现出土司与土妇有相同的权力,而且也不排斥女人当土司。
但马尔康境内的嘉绒藏族,贵族姓氏都姓扎氏。如《安多政教史》所说:“有这样的传说,‘三处隘口为扎氏所有,扎氏英勇莫当就由于此。’如所说,则多康地区四大河谷之一嘉绒河谷的三峡河谷之地即扎氏的领地。“关于扎氏的繁衍历史,《安多政教史》特别指出是与拉丹有直接关系的,即与东女国的父族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把整个嘉绒藏族都追溯到董氏哥咱王与象雄勃兰王相结合形成东女国的根上。
按史载东女国的疆域,东西九日、南北二十日路程,若每日50里计算,则东西约450里,南北约1000里。这是一片窄长地带。现代交通旅程计算,从理县米亚罗至丹巴公路里程约为500公里,即1000华里,从汶川卧龙至金川或丹巴也约250公里,即500余华里,应与史书记载吻合。但是,古代的道路与现在的公路交通并不一致,从理县朴头梁子山顶的一通刻于隋开皇九年(589年)的《通道记》摩崖石刻可以知道,从三国时起,到川西高原的交通大多是沿山顶和山腰,而不是沿河,路途要崎岖绕行很多。应该说唐代史家笔下的数字,只是一种估计,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因此,东女国的疆域不会超过上至马尔康县境内的梭磨河流域和金川县、丹巴县境内的大渡河上游即金川河流域。
至于“国”、“城”和“胜兵1万“的概念不能用现代词义来理解。“东女国”事实上只是一种部落形式的存在,“城”也只是对寨落的称呼,因为嘉绒藏族的村寨皆为石头建筑,相互毗连成寨。远望犹如一座城堡。至于军队,藏族在古代均为全民举国体制,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军队,战时除老弱妇幼外,能拿刀枪战斗的,都是战士。任何一个部落王国,都没有能力单独养活一只军队,这是因为生产力低下,全民只能平时分散在家参加生产劳动,战时临时组织战斗队伍。直到近代,除西藏地方政府有数量有限的职业军人外,普遍采用短期“支乌拉”的形式,参战人员都是自己准备武器、自带干粮。战事结束便解散回家。
因此,东女国只是一种女人掌管权力的松散的部落制社会,尚未上升到国家形态,这与青藏高原的社会状况是一致的,在松赞干布建立相对强大的吐蕃政权之前,社会处于小邦部落社会形态是相似的。实际上中原史家在史籍中记载的“东女国”,就是对这种社会形态的描述,只不过是用他们的观念给予界定而已。
                  东女国与嘉绒藏族的关系
事实上东女国只是嘉绒藏族的一部分,从民族属性上来说,皆为藏族,只是在地方方言、婚姻、丧葬、居住、饮食、歌舞等民俗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并与其他藏族地区有一些区别的特点,因而习惯上把居住在这片地域的藏族称为嘉绒藏族。
但是,嘉绒藏族之所以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方言和民俗风格区域,是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和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在拙作《文明的背影》中有过一些探索,此处就东女国与嘉绒藏族、或者说是东女国最终融合为嘉绒藏族的一些问题作肤浅探讨。
1、关于东女国王族的历史
据一些史家研究,东女国的王族是属于象雄系统的部落,即出自“康”的“勃
兰氏”,勃兰氏是以女性为重的部族,这就是汉史所称的“西女国”。后由于战争、灾荒等原因,迁徙到“弱曲”河谷。第一代迁徙王族首领叫克罗斯纳波,也称为克罗斯甲莫,即“克罗斯女王”。这与金川绰斯甲土司历史相吻合,绰斯甲第一代土司即是从象雄地区迁入的,名字就叫克罗斯。其后与原住藏族董氏族联姻,形成东女国。所谓东女国的女官“高坝”,事实上就是臣服于东女国的“哥咱”的汉译音。而“哥咱”又属“哥邻”的部曲,因而在古藏文典籍中记载哥邻所在的杂瓦绒,就被称为“嘉绒杂瓦绒”(女王的杂瓦绒)。这大概是中原唐朝初叶,吐蕃政权刚刚建立时候的情况。大约在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前,东女国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落,即一为“嘉良”部落,二是象雄勃兰之王,三是称为杂绒王的哥彭。八世纪末九世纪初,郎氏部落逐渐取代象雄的勃兰氏,东女国便从历史典籍中消失了。
2、关于嘉绒名称的演绎
嘉绒藏区历史比较复杂,正如《安多政教史》所说:“察曲河流域有被誉为
佛教长城的察瓦三部落的地区,对它的历史有多种说法。”察曲河就是梭磨河。像智观巴·贡都乎丹巴绕吉这样博闻多识的活佛,在论述嘉绒历史时,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多康地区四大河谷之一嘉绒河谷……此后除了一位称为察绒王科盘,他就是三部曲的祖先,据说是拉丹后裔中繁衍出来的云。”这里所说的三部曲,是指梭磨土司、卓克基土司和松岗土司所辖地域,其祖先均可追溯到“拉丹的后裔”,即指拉丹首府葛喇依的统治者东女国女王的根上。由于嘉绒地区从公元六世纪末以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部落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使这片土地出现了变幻不定的政治格局,因而在汉文典籍中使“附国”、“西山八国”、“东女国”、“哥邻国”、“弱水国”等等相互关系十分混乱。而实际上嘉绒十八土司中,除位于汶川县境内的瓦寺土司是明代才从西藏迁徙过来的外,其他十七土司的土地上,均为原住藏族与象雄勃兰之王部曲相互融合的结果,而最终形成有较一致方言和民俗文化的嘉绒藏族。而瓦寺土司所率部落最终也融入了嘉绒藏族的大家庭。这正如我曾在《文明的背影》导读中所写的:也许东女国的文化层覆了嘉良夷的文化层,也许附国、西山八国的文化层又覆盖了东女国的文化层。我们能从古老典籍中清晰地看到古象雄人、古藏人,甚至大唐中原人的文化层覆盖了渐次退往历史深处古嘉绒人的文化层。于是,一支语言中深涵着古藏语风格的,被称为讲嘉绒话的藏族;一支居住着3500年前丹巴中路罕额依碉房样式建筑的藏族;一支深深信奉曾风靡于青藏高原,但又保留着许多有别与其他人群的特异风情的藏族,最后被人们用“嘉绒”二字作为特殊标识的一部分藏族人群。
3、东女国留在嘉绒民俗中的痕迹
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东女国有许多古老的民俗,至今残留在嘉绒藏族的生
活中。
首先是绰斯甲土司流传的关于大鹏金翅鸟生黑、白、花三只蛋,其后三只蛋裂开生出三兄弟,分别作了嘉绒地方三个土司的传说,折射了两件历史事件。其一关于大鹏金翅鸟的神话,来源于象雄地区的琼部落,这是由勃兰之王,也即绰斯甲的第一代土司克罗斯甲莫带到嘉绒地区的。其二证明东女国曾经分裂为三个部落群体。
其次,有关女性为重的风俗,至今大量存在,最典型的例子是金川县的马奈锅庄,保留着跳锅庄前,男人要虔诚地向女人请求,得到女人允许才能跳锅庄的仪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马尔康县一些地方存在大量由女方招赘男方的招赘婚俗。女人是一户之长,而男人成为家庭中的次要角色;在金川地区,妇女出嫁到男方家,举行婚礼后并不同丈夫同宿,婚后照样回到娘家,何时再到男方家,则要女人确定;另一个重要的遗风是,嘉绒藏族“甲波”(即王)的继承人,从来不排斥女性,甚至同一时代同时出现多位女土司的现象。例如清代统治马尔康地区的四位土司中,三位都是女土司,尤以梭磨土司第九世若尔玛木初和第十一世三郎卓玛在历史上最著名。其统治范围几乎达6万余平方公里,可以说是再现了东女国的历史辉煌。
以民俗中最不容易改变的民居建筑习俗来说,嘉绒藏族不但全面继承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碉房建筑,就连在《旧唐书》中东女国的房屋建筑“其所居,皆起重层,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的记载。有幸的是这种“王至九层”的建筑,至今在阿坝州壤塘县宗科乡加斯满巴村日波寨,还保留着至为珍贵的样本。那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九层石碉房,是原绰斯甲土司的宫殿之一,后来赠给了土司的画师,至今都还是画师的后人居住着。而马尔康县沙尔宗乡丛恩村,全是五六层的石碉房,许多建筑的年代已不可考。
另一个重要民俗,即《唐书》中记载东女国是“以十一月为正。”把夏历的十一月作为“过年”,是东女国与中原的不同之处。至今嘉绒藏族仍然把十月十三日或十一月十三日作为“过小年”。实际上这是一个纪念性节日,是为了纪念在嘉绒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被视为英雄的阿美日果冬的节日,有的地方就直接叫做“额尔冬”节。
在古东女国的核心地区,现金川县的万林乡境内,有叫做“达委”的女山和“达乌”的男山。“达委”即先祖母,“达乌”即男祖先。其下有“索乌”洞、“索乌”即大地之神。“索乌洞”是象征女阴的女性崇拜的遗迹,直到清代,还是当地的八景之一。嘉绒藏族常年有人围着“达乌达委”山转游,并向“索乌”洞投放珊瑚、玛瑙等贵重珠串、献哈达和家中死者的衣物,表示回归祖灵。清代文人写诗感叹:“破天异事说鸿荒,燕卵龙嫠总渺茫;唯有夷人肯琛献,厥初追念不能忘。”
从民俗的角度考察东女国的文化传承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民族群体的历史演绎过程。东女国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保留着藏族许多古老的文化信息,它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挖掘一种旅游产业的潜值。用《安多政教史》作者在总结这一地区的宗教、政治发展历史的话来说,即“以上种种显示了嘉绒土地辽阔、人们颖悟聪慧”。我们的责任,就是挖掘、整理和研究它的历史,使其为这个地区的今天和明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