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军长征概述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长征一说，始自于毛泽东主席。现在人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情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了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也出现了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进行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
8月5日，毛主席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余万字。恰好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资料《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这本《红军长征记》是最真实、最质朴的长征的回忆文本，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于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方面的复杂内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也不是今天有些人的猜测说什么四方面军是张国焘的部队，他是反对中央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犯了严重错误和叛党投敌了的，等所有种种说法。
张国焘的问题，是他个人所犯错误，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而不是哪个个人的军队。回顾历史，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众多，在长征中与张国焘错误不懈斗争，终于北上到了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无处不在，无不在中国革命史上闪金光。在解放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都活跃着四方面军的将士，怎能说是因张国焘错误影响到对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业绩和形像了呢？此猜测是不能成立和根本不复存在的。
至于当初对长征中的各方面军的全方位宣传不够，除四方面军外，还有其他方面军和部队在当时也少有宣传，是因为一时间资料未汇集上报等特殊原因所至。长征时，中央、中革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言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学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的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而红四方面军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加之张国焘长期在四方面军中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张国焘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以及“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
对于长征叙述的转变，那是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着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
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然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主席和林彪并列地在遵义会议上的油画。
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才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真正重大的影响。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年—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全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在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就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共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也只有张国焘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讲师，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上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蔡乾），1949年—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的高级特务。
除此，还有一些特别的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例如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萧克将军在给薄复礼回忆录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前面已记述，《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原本是毛泽东主席1936年号召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极为珍贵。因为那是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质朴、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但《红军长征记》的出版史折射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但这一次刊印的变化不小，删掉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五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只收了51篇，《遵义日记》等五篇同样被剔除在外。而令人欣喜的是，今天，2006年的版本，以全貌展示于读者眼前，让我们看到了《遵义日记》这样的“另类”篇章的风采。
《遵义日记》（见《红军长征记》130页）详细写了作者在遵义的10天，既写到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也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以及开同乐晚会、看女学生唱歌跳舞。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惟一的中等城市，那10天过的是“城里人”的日子，确实是比较轻松愉快的；至于“遵义会议”则是高层的事，下头不甚了解。作者侧重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常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辣子鸡丁大受欢迎；而店主因生意太好，将辣子鸡丁的质与量都越做越差。作者还写到，将打土豪获得、组织分配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大衣，而裁缝偷工减料贪小利，“剥削得我大衣穿不成”，惹得一肚子气。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篇章，真实真切，要知道当年的红军将士多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活力四溢。他们并不是在两万五千里路程中统统都是“吃草根、啃树皮”。《遵义日记》展示的是历史真实，而写掉队的《我失联络》（见《红军长征记》137页）、写再占遵义城的《一天》（见《红军长征记》166页），同样是真切得纤毫毕现。这种描述尽管与“典范叙述”很不相同，但它无损于长征的光芒、红军的伟大。而上世纪50年代，狭隘的宣传思维显然在这样的篇章前面“大吃一惊”，“删除”成了第一选择。
把历史的一种真实删除之后，余下的真实偏偏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这样的结果大约是删除者所没有想到的。有人对红军过草地啃树皮吃皮鞋有“质疑”，认为那是夸大其辞的“宣传”，理由很简单：那么穷苦的红军，怎么可能穿着皮鞋、束着皮带而行军？年轻的一代人中显然是以自己花千儿八百所买的、亮铮铮的皮鞋来想象红军的“皮鞋”了。
还原历史，是史志工作者的业务和职责，也就是负起历史的责任还原真实。在《红军1934—1936》一书中，同样有着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还原性追寻。在这本图文并茂、非常时尚漂亮的书中，也收了《遵义日记》中的一小篇，展现了生动的“布尔乔亚生活”；但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飞夺泸定桥”的细节追究，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22位红军勇士，是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随后铺上门板，还是在铁索上边铺门板边射击前进？
在我们看到的影视作品和书本里，无一例外都是勇士们攀着那光溜溜的13根铁索勇敢前进，这是真正的“大渡桥横铁索寒”，这样能充分体现红军战士的英勇；而《红军1934—1936》一书中说：“实际并非如此”（见该书第148页）。其例证是聂荣臻的记述：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不信可查阅聂帅的回忆录，原文是：“当天下午四时，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一边在铁索桥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是这样奇绝惊险地夺取泸定桥的。”（见1983年9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26页）即使是“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在聂荣臻看来也是“奇绝惊险”的。
现在，无法给飞夺泸定桥时“先攀铁索还是先铺门板”下个定论。从感情上说，我们更愿意接受“先攀铁索后铺门板”；从科学上讲，似乎应该是“先铺门板然后匍匐射击前进”。这还得去希望有军史专家给个完备详尽的研究结果，让历史真实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红军1934—1936》编者师永刚将该书定位为“历史新概念书”，当然不是指“解构历史真实”换来“历史新概念”，而是说红色记忆题材图书在形态上也走时尚先锋路线。
《红军1934—1936》是多角度阐释长征的“新鲜读品”，其新锐视角体现在编者“学术+先锋概念+设计+大历史观+八零后视角+畅销+视像……”的理念上。而将“古老”原汁原味地再现，又是一种新的时尚。从这个意义上说，描述长征当时记忆的《红军长征记》的全貌重现，真的是一种让时代欢欣鼓舞的时尚。
本书为什么要概说前面这样一段《红军长征》的话，那是因为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最艰苦，最危险，乃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爬雪山过草地”所停留和经过的地方，正是当时的嘉绒四土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马尔康县及其当时四土所辖的今红原、阿坝、壤塘、黑水、小金、理县部分地区。昔日就是这一地区的良好“人缘”和“资源”，接济养活了红军，才保护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从而才有“星星之火”的燎原。这曾在《阿坝州志》简讯中，州志顾问，藏族老红军，我党优秀的一代高级干部（马尔康籍）天宝先生，关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他讲：“你们的民族很伟大，你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在那里我们是犯了纪律，把老百姓的牛羊杀来吃了和把他们地里的粮食也给收割了，他们没有计较，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才走出了草地。所以，我曾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我们是对你家乡欠下了债的，请你回去后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待到全国富裕起来后，我是一定要去向他们还债的。”据天宝先生讲述，他即时向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们传达讲述了毛主席的这段话，他希望阿坝州志也记下人民领袖的这段话，这是记下一个伟大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奉献。
这在2006年九月《解放军报》题为“毛泽东：红军在川西北是欠了藏 羌族人民的债”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军无辎重则亡”。对边走边打的红军来说，物质保障必定是一大难题。
请看——
红军长征时脱离根据地，转战在敌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衣、食、住、行几方面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难题，克服这些难题付出的代价通常不亚于征途中的战斗。
各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大都由苏区政府保障军服供应，样式都是仿苏俄红军的八角帽、列宁装，缀红色帽徽和领章。不过农村根据地多靠民众手工制衣，样式、颜色不完全规范。中央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经过近3个月转战多已磨损。红军占领遵义后休整半月，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此后行军9个月未能更换，到达陕北时多数人已衣衫褴褛。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后，进入荒凉的川康边藏区达一年多时间，布匹难得，指战员们用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各部队人员服装颜色杂乱，但惟一统一的标志是仍戴着一顶红五星八角帽，徐特立老人的红军帽就是自己在长征路上做成的。
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少数由捐助、欠借方式解决，筹粮筹款成为各部队一大重要任务。中央红军西征出发正值秋收后，地主大都谷物满仓，便于没收征发。对贫苦农民，红军采取花钱买粮，不许无偿索取。长征中最缺粮的时期，是进入人烟稀少的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这段时间，部队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不允许打土豪，主要是通过土司购买粮食。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为供给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到延安后曾说过，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羌人民的债的。
红军征途中的宿营，在有老百姓的地区通常分住民房，不论如何疲劳仍要求指战员保证缸满院净。在进入高原荒僻地区后，民房难寻，为执行宗教政策又不允许进寺庙，部队只得野外露营。住宿条件最困难的阶段是过草地。晚间有时找不到一块干燥地面，许多人只好坐在背包上背靠背依偎着取暖。天亮时，有些战士怀抱枪支，因冻饿已长眠不醒。
长征中的红军受到大批敌军围追堵截，主要靠快速行军摆脱险境。当时胶鞋是难得的宝贝，布鞋不耐磨，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两三双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
“红军都是钢铁汉”。红军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衣食住行方面的特殊困难，创造出了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
就是在四土这块地盘上，红军长征时一场关系中国革命命运的生死斗争展开了，也就是张国焘南下路线和毛主席北上路线的斗争。乃至于张国焘最后发展到在四土卓木碉的白赊村召开川康藏民万人大会，公开宣布分裂红军的主张，经过斗争的实践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和努力，最终仍就坚持了北上，回到了党中央决策的正确路线上的。
在四土这片热土地上，还有无数的嘉绒藏族儿女，同天宝先生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红军北上抗日，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他们用生命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解放全中国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多少忠骨埋葬在异乡的大地上。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长征先驱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的和平年代里，长征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正激励着我们进行着民族复兴新的伟大长征。嘉绒藏族用长征精神武装自己，振兴中华，努力建设雪山草地，继承、宏扬革命先烈的遗愿，正在继续新的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那些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其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他们在长征途中，还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最终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为灿烂的瑰宝。它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前无古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浓缩了革命前辈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顽强毅力和大智大勇，以及在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成长壮大的强大生命力。这些特有的品质，既是共产党人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劲内驱力，更是中国人民在新形势下进行新的伟大长征的强大精神动力。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竖起了一座永远的历史丰碑！
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长征胜利已经70多年了，革命先烈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美好理想已成现实，远大理想共产主义的初期目标――社会主义事业也已如日中天。作为红军伟业的继承者，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是要认真学习红军长征的历史，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激励我们在新的征途上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不懈奋斗。伟大的长征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胜利前进！
